一支特殊的地方足球队经历一场特殊事故后今无人再敢在那踢球

1986年4月,苏联的普里皮亚季足球俱乐部搬到了一个球队的新球场,并且正在为足总杯半决赛做准备,然而“切尔诺贝利”改变了这一切。今天,我们将和他们的前任队长来一起回忆一个进步的小镇和它的足球队是如何突然、悲惨地消失的。

1986年4月26日星期六早上,一架直升机降落在乌克兰北部的一个足球场。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普里皮亚季队的球员们正在为与博罗迪扬卡队的足总杯半决赛做准备。

队员们看到身穿防护服、携带辐射探测器的人陆续跑出了直升机。当探测器发出声响警告时,这些人通知球员,下午的比赛将不会进行。原因是附近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核电站发生了一起事故,该核电站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普里皮亚季是一个通勤城镇,距离核电站几英里,距离切尔诺贝利市约10英里。它始建于1970年,是一个现代化的、进步的“原子城”,它代表了当时苏联的精华。

普里皮亚季有一座电影院、一个游泳池、一个游乐园,还有几座塔楼,住着大约5万人口。它还有一个足球队,名叫斯特罗伊捷利·普里皮亚季足球俱乐部。

斯特罗伊捷利(俄语:Строитель,英语:Stroitel),在俄语中的意思是“建设者”。这支足球队是由从事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和普里皮亚特镇建设工作的人员组成,并得到当时的建设主任瓦西里·基兹马的支持。体育运动在苏联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被国家纳入公民的日常生活。基兹马解释说:“我的工作人员是四班倒,他们没有地方去休息。因此,踢球和喝啤酒成为了他们最好的娱乐活动。”

队员们最喜欢的球场位于居民区中间的一块狭小空间内。球场周围有一条跑道,有一间用作更衣室的小屋和一个小木架。体育场里经常挤满了观众,即使他们只是苏联足球联赛业余级别的第五梯队。“在普里皮亚季,每个人都热爱足球,”基兹马说到,“每场比赛都有接近两千人来观看。”

在边界围栏的远处可以看到一处特殊的风景——150米左右高的切尔诺贝利4号反应堆的烟囱。

切尔诺贝利于1977年开放,普里皮亚季也因此成为了一个工作者集中的地方。这支球队最年轻的球员瓦伦丁·利特文当时还在上学,没有在工厂工作。利特文有六兄弟,都是优秀的球员,他们出生在普里皮亚季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此时的利特文正在普里皮亚季读书。

“我记得九年级时的一件事,”利特文对探索切尔诺贝利的瓦莱丽·什库尔达洛夫说。“我当时正在参加一个代数考试,然而此时我原本应该参加一场足球比赛的。我们的老师看着窗外说:“他们在等谁?”窗外有一辆巴士,队员们都在等我,他们都是成年人。”

1978年,从学校毕业后,利特文开始在切尔诺贝利做工程师。和普里皮亚季的大多数球员一样,他除了电厂的工资外,还能领到一小笔足球津贴——地区比赛两卢布50戈比(约合30人民币左),地区比赛五卢布(约合60人民币)。利特文也有一些队友是通过冒名顶替的方式进发电厂的,原本他们在周边地区是专门踢足球的。不过这些人虽然从发电厂领了工资,但他们实际上什么工作也没做,除了踢球。”

在发电厂的大力支持下,再加上一些专业足球队员的加入,普里皮亚季被提升到了职业第四梯队。1981年,他们任命前苏联前锋阿纳托利·谢佩尔为主教练,后者曾在基辅迪纳摩队获得联赛和杯赛冠军。“从那一刻起,我们的队伍开始初具规模,”后来当上队长的利特文说。后来,穿着白衬衫和蓝色短裤的普里皮亚季分别赢得了1981年、1982年和1983年的地区杯冠军,但在联赛中表现不佳,一直排在第五名。

在1986年,俱乐部开始投资修建新球场——名叫阿华加德球场——那里将会有更好的训练设施,有泛光灯和还有一个大的有顶棚的看台。一旦完工,它将能容纳11000名球迷。而此时,苏联当局正计划在切尔诺贝利建造第五个反应堆。“对这座城市来说,球场和反应堆一样重要,”基兹马说。

场地原定于1986年5月1日正式开放,但在此之前,普里皮亚季还会在4月26日与博罗迪扬卡举行足总杯半决赛。

当天凌晨1点23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发生爆炸。普里皮亚季的人们看到一道白光闪过天空,紧接着的就是一声快要刺穿耳膜的巨响,紧接着熊熊大火照亮了城市的一角。事发后,苏联紧急派遣数百名消防队员赶赴现场。

这并不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的第一次事故(1982年发生了部分堆芯熔毁),人们认为它很快就会结束。当地人都好奇地站在外面看着大火,各种燃烧物的灰烬不断从天上落下来。太阳升起后,大火终于被扑灭了,人们又继续着原来的生活。他们去购物,为五一节游行做准备,前往足球场观看比赛。

那一晚,利特文和家人在几英里外的亚姆波尔度过了一夜。他的妻子在普里皮亚季因为第二个孩子出生后的并发症住进了医院,家里的人都在照看孩子。利特文第二天上午9时返回普里皮亚特接受训练,不过他却在该镇入口处被警察拦住。“他们问我去干啥,我说我去训练。但当我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时,他们却什么都不知道,”利特文说。“不过,他们最终还是允许让我去体育场。”

“那天天气非常好,阳光很灿烂,”Litvin回忆说,他看到人们带着孩子在街上嬉戏打闹。一个街头小贩在卖蔬菜。他们都不知道切尔诺贝利经历了核动力史上最严重的事故。唯一可以看出问题严重性的是,从核电站出来的车辆缓慢行驶,向道路喷洒了去污剂。普里皮亚季在36小时内不会被疏散。

在体育场,利特文遇到了其他球员和教练,他们告诉他博罗迪扬卡队已经在切尔诺贝利附近被拦了下来。于是,利特文径直跑到了一座九层高楼里的球队总部,他想知道是否已经不需要比赛了。他刚到那里不久,一名俱乐部官员就出现了,他把直升机降落在球场上的事告诉了利特文。随后,利特文爬上大楼楼顶。“我可以看到那里,”他说,“4号反应堆的废墟上升起了浓烟。”

在此之后,利特文的注意力从足球转到了他的妻子身上。他冲到医院,她告诉他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当然,她并没有看到所有发生的事情,”他解释道。“到处都是噪音、忙乱,医生们在大楼里跑来跑去寻找他们缺少的手术设备,受害者们一个接一个地被送进来。”

他的妻子目前是还不能出院的,但就像利特文自己所描述的那样,“我们不得不策划一场逃亡”。利特文帮她从一层的窗户爬了出来。“我们看到医院里的病人站在一座小山上,他们能清楚地看到核电站,还能看到直升飞机向被毁的反应堆空投物资。”

两人骑着摩托车离开了普里皮亚季,途中经过了排着长队却没有巴士的巴士站。利特文说:“他们正焦急地等待着上面的撤离命令,因为那时的辐射水平已经非常高了。然而,可笑的是,直到第二天,也就是4月27日中午,巴士才来。”

苏联试图对切尔诺贝利事故保密,甚至对其公民也是如此。“这些信息,除了不可获取外,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利特文继续说。“我和许多人一样,认为反应堆根本不会爆炸。”

外界最终在4月28日得知了这起事故,当时将近1300公里外的瑞典都检测到了高辐射水平。

切尔诺贝利灾难释放的放射性物质至少是广岛的400倍。核电站周围设立了19英里的隔离区,普里皮亚季的居民再也不能回到自己的家园,许多人被转移到了50公里外的斯拉乌蒂奇镇。

几名普里皮亚季的球员,包括亚历山大·维什涅夫斯基,成立了一个新的俱乐部,名为斯托伊特·斯拉夫人俱乐部。瓦伦丁·利特文最终加盟奥布霍夫,并开始为泽里亚·弗拉德斯拉夫卡队效力。

另一位受影响球员是未来的米兰和切尔西名宿舍甫琴科,当时他9岁,在基辅迪纳摩足球学校。基辅是离切尔诺贝利最近的主要城市,所以舍甫琴科和其他孩子被带到400公里以南的黑海海岸的训练营。尽管如此,足球还是在继续着。

5月2日,事故发生后不到一周,基辅迪纳摩在里昂举行的欧洲优胜者杯决赛中对阵马德里竞技。迪纳摩队教练洛巴诺夫斯基对媒体说:“就切尔诺贝利事件而言,我的队员们意识到了它所带来的危险性,但他们在备战比赛时没有受到影响。包括前苏联球星奥列格·布洛欣、瓦西里·拉茨和伊戈尔·别拉诺夫在内的基辅迪纳摩队以3-0的比分击败了马德里竞技。

回到切尔诺贝利,有很多重要的工作要做。利特文帮助清理了核电站的地下室,那里的辐射水平很高,只有几分钟的暴露时间,爆炸的反应堆核心的致命石墨碎片从屋顶上掉了下来。

清理人员携带了防辐射外套和剂量计,以最小化降低辐射带来的影响,但利特文说,为了完成这项工作,他们经常不得不在超过安全警戒的情况下工作。大约60万名男性和女性参与了清理工作,这是一项勇敢而危险的工作,最终使欧洲大部分地区免于成为不宜居住的地方。

清理人员之一、直升机飞行员爱德华德·科洛特科夫回忆说,那年夏天,他每天都要在受损的反应堆上空盘旋两个小时,然后在晚上看电视转播的足球比赛。“世界杯正在进行,”他在口述历史书《切尔诺贝利的祈祷》《Chernobyl Prayer》中透露,“之所以我们谈了很多关于足球的事,是因为在那场灾难过后,足球似乎成了人们寻求安慰的唯一方式”。

普里皮亚季队的儿子球队斯拉夫蒂奇队存在的时间很短。1987年和1988年,这支新球队参加了业余联赛,但后来解散了。

球员和球迷被分散在整个地区,这里的许多人仍然遭受着切尔诺贝利所带来的可怕影响。来自普里皮亚季和禁区的大量人员患病并死亡,虽然官方公布的苏联死亡人数是31人,但其他估计数字明显要高得很多。

今天,普里皮亚季从未使用过的阿华加德球场成为了一个不寻常的旅游景点;曾经的泛光灯已经锈迹斑斑,青苔也已经布满了各个角落,而球场里面是一个被大自然改造的放射性鬼城。利特文现在已经退休,但仍在当地踢足球和执法。今年他第一次回到普里皮亚季,回到了这个他曾经工作和胜过过的地方。

切尔诺贝利的清理工作计划于2065年完成,专家认为隔离区还将被污染3000年。显然,在短时间内,将不会有人在普里皮亚季踢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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